隨著宏觀經濟波動加大，如何活躍資本市場，促進財富管理產業高質量發展，正成為金融市場高度關注的一大話題。

8月26日，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吳曉求在2023恒昌財富論壇杭州站發表主題演講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財富管理需求將越來越旺盛。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首先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至少在人均GDP這個經濟指標邁入發達國家的門檻。”他指出，去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距離傳統意義上的發達國家這個指標門檻已經不遠。盡管今年人民幣有所貶值，但未來人民幣匯率肯定會走高，帶動人均GDP指標上升，到2025年“十四五”時期結束時，中國經濟發展將接近或初步進入發達國家關于人均GDP的門檻。

吳曉求指出，與此同時，中國還面臨諸多艱難任務——發達國家除了經濟指標之外，還有其他社會性指標，包括法制完善、人均預期壽命、民眾健康程度、醫療水平、教育程度、創新能力，社會公平程度、生態環境等，都構成了發達國家的綜合指標。如果要邁入一個發達國家，注定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

在他看來，就這個角度而言，民眾財富管理的需求會越來越大，越來越旺盛。但與此同時，市場要珍惜它，要注意它的信譽，讓民眾相信財富管理是靠譜的。

吳曉求強調，中國財富管理市場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價值是財富管理需求與供應的高度匹配，這涉及中國金融改革與金融市場化，比如財富管理的資產端業績成長性從何而來。目前，股票、債券、基金、非標產品等，都可以構成財富管理可配置的資產。但需要注意的是，債券市場尚未完全成為財富管理的基礎資產，因為它在銀行間市場規模太大，金融機構通常將債券作為流動性管理的一種工具。實際上，債券市場在發達國家財富管理市場是最重要的基礎資產。

“最近一段時期，債券市場表現挺好。原因是資產端其他類型品種不夠多，找不到有效的資產，且債券是一個尚可控制風險的資產，尤其是擁有良好信用和足夠抵押品的債券。但我們仍要改革債券市場，讓它成為全國統一的市場，成為財富管理的底層資產之一。”吳曉求表示，財富管理若僅僅依靠債券等固定收益類證券，其收益未必能大幅提升，滿足民眾財富管理的回報預期。

他指出，在中國財富管理肯定要配置其他權益類資產，收益率才能上升，比如股票投資。通過實踐表明，股票市場的收益率理論而言是比較好的。

在他看來，股票等權益類資產的業績成長性邏輯，其實來自它的不確定性。因為資本市場天生就和科技創新，高科技企業是耦合的，是匹配的，所以資本市場的魅力，在于給那些具有不確定性的高科技企業一種很高估值同時，還會給它一個很好的資本支持。

吳曉求指出，投資的本質是投資不確定性，而不是投資確定性。因為投資確定性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投資不確定性才是投資的真諦。所以投資是要冒著很大的風險，并獲取與風險相匹配的收益。而權益類投資的業績成長機理，恰恰來自科技創新與高科技企業，以及它的不確定性。

在他看來，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信心相對低迷，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具備雄厚的產業基礎，但缺少對資本市場的正確理解。

“國內資本市場在初始階段的主要功能是融資，但當融資達到一定規模后它就會轉型，即資本市場的功能就會變化，從一個融資市場變成一個投資市場，這個時候股票等權益類資產的投資價值遠遠勝過融資價值。”因此他建議中國資本市場不應再為企業融資提供便利，而是要為投資者資產成長提供有價值的、高透明度的、可自由選擇的一系列股票資產，如此國內資本市場的投資信心將逐步恢復提升。

吳曉求坦言，要活躍資本市場，其改革方向可能分成三個部分：一是在資產端，向市場不斷注入具有成長性的優質資產；二是在資金供給端，資產供給速度需與資金需求保持一個均衡態勢；三是在交易端，從交易有利性、便捷性和交易成本等維度提升投資者熱情。

“目前，我們對資本市場的改革，主要在交易端，比如證券交易印花稅可能調整（編者注：吳講話時尚未下調，8月27日發布調整政策）、在100股交易基礎上擬允許一股、兩股交易等，但我們需關注的是，當前資本市場投資信心不足的背后，是供給與需求失衡了。”他指出。

他測算，按照已有的規則，每年資本市場從IPO到股票增發、再到上市公司股東減持，若加上傭金與印花稅，這五項基本抽走資金額度約在2.5萬億元人民幣。但上市公司股票回購與利潤分紅等，向市場注入的資金不會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這意味著在新增資金不入場的情況下，每年國內資本市場會減少1.5萬億元資金。

“有人會覺得資本市場每年新增資金會超過1.5萬億元，但這要看M2的增長，其實M2的增長與居民儲蓄存款是有一個比例，若居民儲蓄存款增加規模超過M2增速時，新增資金是沒有進入的。”因此他認為，國內資本市場資金進出有點失衡了，若要動員機構資金入場填補這個缺口，那么機構會考慮A股投資的風險收益比，若風險大于收益，他們未必會大舉入場。

此外，動員他們入場，與他們自主入場是兩碼事。市場需要創造一種環境，能吸引這些大型機構資金與新增資金自愿入場。

在吳曉求看來，這就需要讓新增資金與大型機構看到，A股市場的收益與風險是匹配的，有較高的投資獲得感。但目前他們為何沒入場，是因為供給端出了“問題”——目前A股市場的供給端主要存在三大問題，一是IPO每年新增募資額在8000億元左右；二是股票增發募資額不低；三是上市公司大股東減持力度大。

在他看來，要解決國內資本市場供給端“抽走大量資金”的問題，需要在制度設計方面下功夫，一是階段性收緊IPO與股票增發節奏，促進資本市場投融資兩端的動態平衡；二是建議對上市公司大股東減持股票設立新的規定，比如若上市公司的累計分紅金額達到融資額的一定比例，或超過融資額，才能允許上市公司大股東減持，如此上市公司就會給予投資者較高回報，才能更好地改善資本市場風險收益比，令A股市場逐步成為投資市場，而不是融資市場。

“在成熟的資本市場，若機構投資者發現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減持股票，很快會將上市公司股價打壓到企業凈資產下方，迫使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無法繼續減持，這也是市場約束機制在發揮作用。目前中國資本市場尚未形成類似的投資者結構，所以我們需要設定一個界限，讓上市公司大股東減持行為受到一定約束。”吳曉求直言。

在他看來，只要看清資本市場的問題所在，就能讓中國資本市場更好的發展。未來中國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在于看到問題，并知道這些問題的原因，再堅定不移地推行改革，解決中國資本市場在發展過程的各種問題。